从洪武年间开始,大明朝廷就在藏地设立了两个都指挥使司,一个叫做乌斯藏都指挥使司,一个叫做朵甘都指挥使司。
朵甘都指挥使司的辖地,位于乌斯藏都指挥使司的东部,涵盖了后世四川的甘孜、阿坝等藏区,主要是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带,以朵甘卫即后世的昌都地区为中心。
乌斯藏都指挥使司的辖地,则基本上相当于后世的西藏大部分地区了,不过这个时候的乌斯藏都司也涵盖了后世的不丹、锡金等地。
这个地方,地广人稀,虽然从洪武年间就纳入了大明的版图,但是采取的是世袭土官僧官制度。
当地的世家大族和势力比较大的寺庙喇嘛,被封为了世袭的土官和僧官,也就是世袭的都指挥使或者卫指挥使。
大明朝廷在此地与奉行土司制度的西南地区一样,基本上不设流官。
所以,名义上虽然都是大明朝廷的治下领土,但实际上除了几个重要僧官的继承之外,朝廷基本上从不过问藏地的具体事务。
如今应出身甘丹寺的大喇嘛萨木腾敖斯尔活佛之请,在乌斯藏地区封给笃信黄教的鄂尔多斯蒙古人一块地盘,对现在这位崇祯皇帝来说,自然毫无压力,没有任何问题。
当地本来也是地广人稀,人口和信众,对于任何一个寺庙来说,都意味着一笔巨大的财富。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如此高龄的老喇嘛,如何带着多达四五万人的男女老少,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前往千里迢迢之外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圣地甘丹寺去呢。
事实上,距离河套地区最近的黄教圣地,是青海的塔尔寺,如今这个地方,被林丹汗麾下的察哈尔部人马霸占,萨木腾敖斯尔活佛绝不会给理藩院出这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主意。
最重要的是,历史上到了崇祯年间的时候,乌斯藏地区黄教与其他教派的争端十分严重,曾经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格鲁派不断式微,噶举派、宁玛派强势崛起,黄教的信众流失严重,大量的黄教喇嘛、僧侣甚至活佛失去了信众,无以为生,只能流向蒙古地区。
来自藏地甘丹寺的萨木腾敖斯尔活佛自然知道这其中的情势。
若能把这么一大股信奉黄教的力量带回甘丹寺统治的地区,那么甘丹寺的势力立刻就能壮大起来,重现过去宗喀巴时代的辉煌。
而如今这位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也隐约知道,差不多就是在这几年之后,因为林丹汗入主青海,并与藏地信奉红教的白利土司、德格土司,以及藏巴汗走到了一起,这给格鲁派出身的达赖喇嘛以及其他格鲁派活佛喇嘛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于是,乌斯藏地区的格鲁派活佛们,开始不断地派人联络卫拉特蒙古人即漠西蒙古中最强大的和硕特部首领图鲁拜琥,请其率领漠西蒙古大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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