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二月初三日,刚刚开衙办公的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就分别收到了来自内阁起草的圣旨。
崇祯皇帝在明发三法司的圣旨之中,正式将锦衣卫和东厂之前一直根据按照诏狱承办的晋商通虏资敌案,移交给朝廷的司法衙门。
原本暗流涌动的朝野舆情,也因此平息了下来。
山西巡抚张晓及一众山西官员的目光,以及京师朝堂之上文武百官的目光,也全都一下子从锦衣卫和东厂的身上,转移和聚焦到了刑部等三法司的身上。
杀胡口、张家口等地晋商通敌卖国的事情,也随着这个案件正式进入朝廷的司法程序,而受到了京师朝堂乃至朝野上下的关注。
崇祯三年二月十二日上午,锦衣卫北镇抚使王国兴带着大批锦衣卫人马,押解着范永斗、王登库等晋商通敌案的主犯并从犯一百二十七人,抵达了京师。
当日傍晚,根据崇祯皇帝此前的旨意,在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和东厂督公方正化的主持下,王国兴将这些人犯,与先期被押送京师东厂狱中的卖国晋商主犯从犯王大宇、靳良玉、梁嘉宾、田生兰等六十一人,一并移交到了刑部大牢之中。
只有宁完我这个重要的人证,仍然控制在锦衣卫的手中,被从太原城一同带到京师之后,就关押在了锦衣卫北镇抚司的大狱之中,继续拷问锦衣卫想知道的以及宁完我所知道的一切。
崇祯皇帝既然没有明确提起将宁完我交给三法司,那么王国兴等人也很乐意继续掌握着这个重要的人犯。
毕竟范永斗等人的众多罪证,都是宁完我提供的。
而且也正是因为锦衣卫将宁完我控制在了手中,所以范永斗等人才在被移交给锦衣卫的那一刻,就崩溃认罪了。
若是一起都交给了三法司,而范永斗等人临时又翻供,到时候锦衣卫可就难堪了。
毕竟三法司之中的那些官员,不管是刑部的、督察院的,还是大理寺刘宗周带出来的,对锦衣卫和东厂可都不怎么友好。
还好,这一次由于锦衣卫和东厂的前期工作做得极其的“充分”,移交犯人的时候,也珍而重之地移交了前期侦办审讯所得的一应证据。
各种账簿、口供一应俱全,包括当初范永奎、范三拔接受建虏伪官的官凭、令牌都被搜查了出来,一并移交给了三法司。
甚至连范永斗等主犯从犯签字画押之后的认罪书,也都一个不落,可以说,所有的证据链条都十分的“完美”。
这样一来,明知道皇帝什么心思的左都御史李标、刑部尚书乔允升以及大理寺正卿刘宗周,也就乐得轻松省事了。
只在刑部衙门的大堂之上,将锦衣卫和东厂押解送来的所有人犯,匆匆过堂了一遍之后,就依据锦衣卫侦办的结论定了案:
范永斗、王登库等宣大山西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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