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大清早到达米兰,他们在货车场上卸下了我们。一辆救护车送我到美国医院去。我躺在救护车里的一个担架上,无从知道车子经过的是城里哪一区,但是当他们抬下担架来时,我看见一家市场,一家开了门的酒店,店里一个姑娘正在把垃圾扫出来。街口有人在洒水,闻得到大清早的气息。他们放下担架,走进门去。回来时带来了一名门房。门房养着灰色的小胡子,头戴一顶门房制帽,没穿上衣。担架装不进电梯,于是他们讨论了一下,还是把我抬下担架,由电梯上楼呢,还是抬着担架爬楼梯。我听着他们讨论。他们终于决定乘电梯。他们把我从担架上抬下来。“慢一点,”我说。“轻一点。”
我们在电梯里挤做一团,而我的腿因为弯着,痛得好厉害。“让我的腿伸伸直,”我说。
“不行啊,中尉长官。没地方啊。”答我话的人用胳臂抱着我,而我的胳臂则攀住他的脖子。他口中一股浓烈的大蒜和红酒气味直冲着我的脸。
“小心点,”另外一个人说。
“妈的,什么人不小心啊!”
“我还是说要小心点,”抬我脚的人又说了一遍。
我看着电梯的门关好,外边的铁格子拉上了,门房按按上四楼去的电钮。门房的样子好像很担心。电梯慢慢往上爬。
“重吧?”我问那个有大蒜味的家伙。
“哪里,”他说。他脸上在冒汗,喉咙里发出沉浊的声响。电梯稳定地上升,终于停住了。抬我脚的人打开门,走了出去。我们到了阳台上。那儿有好几扇门,门上有铜把手。抬脚的人按一按铃。我们听见门里边的电铃响。没有人来。由楼梯走上来的门房也到了。
“人呢?”抬担架的人问。
“我不知道,”门房说。“他们睡在楼下。”
“找个人来吧。”
门房按按铃,敲敲门,随后打开门,走了进去。他回来时带来了一个戴眼镜的老妇人。她头发蓬松,一半垂了下来,她身穿护士制服。
“我听不懂,”她说。“我听不懂意大利语。”
“我会讲英语,”我说。“他们要找个地方安置我。”
“房间都没有预备好。这里还不预备收容任何病人。”她挽一挽头发,近视地望望我。
“请给他们一个可以安置我的房间。”
“我不知道,”她说。“我们还不收病人。我不能在随便哪个房间里安置你。”
“随便什么房间都行,”我说。随即改用意大利语对门房说:“去找间空房间。”
“房间都是空的,”门房说。“你还是第一位病人哩。”他手里拿着帽子,望着那老年护士。
“看在基督份上,赶快给我个房间。”我的腿因为蜷曲着,越来越疼,我觉得真已痛入骨髓。门房走进门去,后面跟着那位灰发的护士,他们一会儿就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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