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丹鸿说,坦率地说,我也不觉得这是多大个事,你向组织说清廷了,事情就过去了。唐小舟很反感这种话,什么组织,什么省委。好像某个人就代表了组织,某个人就代表了省委。赵德良这一点比较让唐小舟信服甚至是崇拜,他就从来不以省委代替我字,更不会动不动就把组织挂在嘴边。唐小舟说,这件事,我首先要向秘书长做深刻的检讨。因为举报信里涉及到我两个舅子的事,有相当一部分,是真实的。事情涉及到我和我的家人,无论怎么说,我难辞其咎。所以,我首先要检讨。检讨一番之后,唐小舟将对赵德良说的话又说了一遍,当然,对赵德良,他谈到了自己的家庭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是因为他把赵德良当长者。对于余开鸿,他是绝对不会谈这些的,他仅仅是以事论事。谷瑞安的事,唐小舟没有出面,虽然有那么一个电话,可那又能说明什么?这件事要调查并不难。他相信,就算那个要害他的人,也不可能找几个人出来做伪证,组织只要出面调查,肯定还他清白。至于谷瑞康的事,唐小舟自己承认找了王森,勉强可以算上说情。但如果要上纲上线,直接影响到他此次提拔,距离还是很大的。说一千道一万,无论是谷瑞安的事还是谷瑞康的事,在中国官场,都不算个事。既不能算违纪,甚至也不能算是严格的违规。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都够不上调查的级别,只有将这两件事和那个似是而非的桃色事件句连,才可以算是品质问题。有关这一点,无论是赵德良还是余开鸿,都十分清廷。赵德良之所以要郑重其事地找他谈话,可能是想通过此事,更进一步加深对唐小舟的了解。否则,他堂堂省委书记,怎么会关心这种鸡毛蒜皮?至于余开鸿拿着鸡毛当令箭,其用心,自然不必说了。唐小舟若真是个角色,自然不会被这件事打倒,如若不是个角色,见事就怕,自己先乱了阵脚,那就等于给了别人机会。
事情只能到此为止,再没有追究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唐小舟离开的时候,余开鸿表面上就显得十分热情,说了很多话,甚至还将他送到门口。晚上回到家,谷瑞开显得非常热情,主动对他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唐小舟对她烦得要死,哪里还有心庆祝?再说,她所说的庆祝,大概是想大摆宴席。这个女人,一切都是利字当头。她心里肯定早已经盘算着一件事,摆上几十桌酒。雍州的规矩,只要摆酒,那是一定要收红包的,至于送多少,要看摆酒者的身份以及彼此的感情了。像唐小舟的省委书记秘书身份,谁不想巴结一下?拿到唐小舟的请柬,你说,封多少才能拿得出手?一千?这个人,从此肯定不必再登谷瑞开的门。两千大概也只是一个平常数,五千一万的,哪怕是更多,只要你敢收,一样有人敢送。谷瑞开若是摆上四十桌甚至更多,会是一个什么结果?这一餐庆祝酒下来,她说不定可以收八十万,搞不好超百万甚至两百万都能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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