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朱元璋认为大明朝的外交思想完全趋于成熟,对外关系由此奠定,并刊印成书,以传之永久——正如本书前文常常提到的,朱元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似乎根本就不认为社会是发展的。
在这部《祖训录》首章《箴戒》中,有关外交的内容如下:
“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求、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
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国西北,世为边患,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外交思想有一個逐步形成的过程,在洪武六年刊印成书之前,太祖于洪武四年在奉天门公开宣布有关外交的看法,可以视为其外交思想成型的最早时间。
洪武四年九月,太祖朱元璋在奉天门召集臣僚,郑重阐述了他所制定的对外政策总纲领: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明朝一般是在奉天门颁布诏令,这里的“臣僚”有可能包括外国的使节。重要的是,这是明太祖首次全面论述王朝对外政策,充分反映出明太祖本人现实的外交思想。
其实与后来刊印的《祖训录》比较,这里多出的主要部分是古人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说这明明人的思想也是古人思想的直接延续。
首先,他为王朝确定的对外政策是“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显示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立场。然而,对外政策的基调又是和平的:“不可辄自兴兵”,这里明确说明了兴兵征讨的标准,是“为患于中国者”。
其次,他引用古人之言,说明自己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认为对外扩张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更会因劳民导致祸乱萌生。“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而“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则鲜明地表示出对于出征扩张行为的鄙视。
最后,太祖将对象一分为二,又一次提到对海外国家“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的基本方针。
但在宣布对外政策的重要抉择以后,他同时又表明西北的蒙古才是心腹之患,不能不谨慎防备。直接说明将元朝北去的残余势力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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