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过去了。
我所工作的秋水翻译社在一个商住楼的第二层。一共有十个正式员工,其余全是临时合同制。我的工资只有在北京时的一半,据说,在昆明还算是高的。我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公寓。一室一厅,挺大,房租不算太便宜,也不算太贵。
沥川回瑞士后,我决定把对他的爱心转移到支持祖国的残疾人和癌症病人的事业上。每月一发工资,我捐五百块给残疾人基金会,五百块给癌症基金会,完全匿名。所以虽然我算是高收入,我的生活远离奢侈,过得马马虎虎。翻译社的福利远远不能与九通或者CGP相比,工作的强度却不相上下。中午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有时吃盒饭,有时吃方便面,很少去餐馆,尽量节省。
大约是方便面吃太多了,加上工作忙碌、生活无规律,我的胃大出血过一次,住了十二天的医院。小冬在医学院读博士,闻讯回来看我,照顾了我五天,被我赶回了广东。
我信守诺言,从没主动给沥川打过电话。沥川倒是偶尔会打电话给我,有时候是Email,基本上两三个月一次吧。过生日,他会寄巧克力饼干。逢年过节也会专程来电问候。总之,大家还是朋友。
他不大谈自己的情况,大约时好时坏。
去瑞士后的第二年,沥川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配型,便立即去美国做了骨髓移植。结果弄出了一大堆并发症,有整整七个月没来电话。后来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好些了,但不是很稳定。病了那么久,他已变得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身体。再好的时候都会突然坏下来。除了配合治疗,也不能指望太多。
沥川就像我手中的一个气球,哪怕已飞到云端,哪怕已远得看不清颜色,轻轻一拽,还在那里。我和他之间,可以变得很冷,也可以变得很热,也可以变得不冷不热,但那一根线,永远也扯不断。
偶尔他也会老调重弹:“你呢?moveon了没有?有没有新的男朋友?”
我轻描淡写地把问题挡回去:“既然答应了你moveon,自然会信守诺言啦。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我才不会告诉你,给你快感呢。”
爱这样一个人,爱了十年。自己的心,被推下悬崖两次。只想后半生平平静静,“爱”这个字,再也不要提了。
单身挺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这一年的生日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小冬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我们吃了一小半,剩下的与病友们一起分了。
说来好笑,小冬来医院看我时,对我的现状挺不满意。第二天就出门买了几件时尚的衣服送给我:“姐,你二十七岁就穿二十七岁的衣服,好不好?不要看上去好像三十七岁的样子。还有,头发也弄一下啦。不要是鸡窝短发了,半男不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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